鲁迅，这个都是知道的吧!是超级的出名的。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已经进入了课本，鲁迅祖父是周福清吗?周福清科举舞弊案是怎么回事：

鲁迅的祖父叫周福清，字介孚。他是同治十年三十四岁中的进士。(但是当时读书人在报年龄时常常虚报几岁，以便将来多做几年官。所以他自己报的是二十七岁，一下子少报了七年。)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中进士之后，又幸运地成为翰林院庶吉士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点了翰林”。

后来在散馆的时候，他的成绩不好，没能留在翰林院，而是被外放为江西金溪县知县。

翰林外放知县，俗称“老虎班”，在地方上通常是能吃得开的，升迁也往往会比较快。但是周介孚素来言语刻薄、愤世嫉俗，结果与上司和同僚都处得不好。“祖父曾经做官，但……他却常常顶撞上司，与衙役争斗很厉害的。”他的侄子周冠五说他“对胥吏衙役。防范周密，驾驭綦严，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。对上官辄以无欲则刚的态度作应付，不巧言令色，不谄谀迎合，因之为他顶头上司的抚州府知府所深恶痛绝。有一次当他上府晋谒，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谈得话不投机，介孚公……竟直率地顶撞起来，弄得抚州府知府下不了台，抬出大帽子来压他，说：这是皇上家的事情。好!介孚公他也毫不迟疑地给了他一个反诘，说：皇上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叫作皇上?”

周介孚在长官面前如此谈论皇上这两个字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与顶头上司处得不好当是题中应有之意。周介孚同时代的老乡顾家相所著《五余读书廛随笔》则说：“因与缉私委员陈某争执，陈某诉于制府沈文肃公，遂奏参改教”。这个应该是他去职的真实原因。

当时的两江总督是以“性严毅”闻名、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沈葆桢。因此，周介孚只做了四年知县，光绪四年，沈葆桢给朝廷上奏折，参劾了一批“不职之州县等官，以肃纪纲”，一共十二名，其中不幸就包括了周福清。

他给别人的考语通常都是“声名狼藉”、“心地巧猾”、“既愚且诈”、“品行卑污”、“声名甚劣”、“性好招摇”、“溺于嗜好”等，唯有独给周福清的考语是“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”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什么贪污违法的事，就是办事糊涂，不合上意。因此建议将他“归部改选教职”，不适合当知县，建议改为一个清闲的教职。

周介孚却不甘心从此做冷板凳，回家卖了一些田地，到北京花钱捐了个“内阁中书”。内阁中书是个从七品的闲职，是官场上的摆设，几乎没什么实际的事做，不过经过一定年限，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。可见周福清对于被摘了知县的大印非常不服气，仍憋了一股媌想卷土重来，东山再起。内阁中书的俸禄不高，据周作人回忆，“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，虽说还不要用家里的钱，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”，日子是非常清苦的。但是他一直在北京熬了十来年，也没等到机会。光绪十九年，因为母亲去世，他“丁忧”回家，结束了十四年京官生涯。

回乡之时，周介孚已经五十多岁，在官场上是没有任何希望了。恰好这一年的乡试主考是他的同年，于是五家亲友凑了一万两银子托他前去活动贿考，他也想借这个机会给自己的儿子、鲁迅的父亲弄一个举人头衔，结果所托的仆人办事不力，东窗事发，进了监狱。

周介孚一生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场轰动朝野上达天听的科场案。事发之后，审案官员为了大事化小，向上汇报说他精神有问题，神志不清。周介孚却毅然呈供，自己精神完全正常。并且当堂揭发质问，为什么某某和某某都行贿考官平安无事，只有我倒楣?搞得审案官当场下不来台。

入狱之后，有一次臬司到狱中点名，犯人按例都应答“有”。臬司因为周介孚以前也做过官，算是官场前辈，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，以示尊敬。没想到他却恨恨地回了声“王八蛋”。“可见他的倔强气魄。”